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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运用:推动职务犯罪案件实现精准公诉转型
时间:2016-09-14  作者:  新闻来源:  【字号: | |

    大数据是指从庞大的数据集合中分析萃取有价值的信息“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1] 大数据正有力地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正日益成为社会管理的驱动力。[2]检察机关也需要顺应大数据时代潮流,更新检察办案理念与方式,实现工作模式从职能型向精准型过渡;运用大数据,实现“智慧检察”。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公诉工作必须通过精细化管理来实现精准公诉,要求公诉人秉承保障人权与追诉犯罪并重的司法理念,运用大数据,通过精细化的管理达到公诉行为的规范化,精全地审查证据,精确地编织证据链以准确指控和精确量刑,确保所办案件经得起检验,不办冤假错案。[3] 精准公诉是司法改革对公诉人提出的必然要求,公诉人必须以证据为核心,落实程序正义,细致履职,特别是大数据的广泛运用,方便公诉人利用大数据资源、技术,以信息化来实现公诉工作的现代化,推进公诉工作转型而变得更加高效、快捷、规范。

  一、案件审查由体力活向脑力活转变:电子笔录等电子卷宗的随案移送和远程视频提讯系统的建立,为公诉人办理案件提供了方便,大大提高了案件审查的质效

  一直以来,公诉人在办理重特大职务犯罪案件时,都是先通过翻阅浩繁的证据卷宗形成初步判断后,按证据类型摘抄证据形成审查报告,并通过奔波看守所提讯犯罪嫌疑人来核实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据,这些繁重的体力活占据了公诉人办理案件时间的六成以上。而今,公诉人不仅可以在制作审查报告时,使用从自侦部门拷贝的言词证据等电子笔录,还可以复制、摘录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案件管理部门根据《人民检察院制作电子卷宗工作规定(试行)》制作的电子卷宗[4],轻点鼠标,就能选取自己需要的内容运用到审查报告中,不仅直观形象地展示证据,还可以让公诉人从摘抄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去审核、分析证据的“三性”,排除非法证据,编织完整的证据链,有效地指控犯罪。此外,远程视频提讯系统[5]为公诉人提讯犯罪嫌疑人免去了路途奔波之苦,让提讯变得高效快捷。公诉人可以通过远程视频提讯系统依法多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来厘清阅卷过程发现的证据之间的瑕疵、矛盾,让例行的讯问真正发挥核实证据、排除非法证据的功能;公诉人还可以观看自己提讯时所生成的录音录像来反复比较、推敲犯罪嫌疑人的神态,从而判定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诚恳,制定相应的诉讼策略。

  二、示证模式由“读证据、传书证”向多媒体示证[6]转变:多媒体示证提高了举证质量,增强了庭审效果,且能有效应对被告人的翻供

  司法改革要求法官摆脱卷宗审判的模式,庭审成为公诉人与辩护人、被告人通过交锋来说服法官的主战场,举证成效的好坏关系到指控犯罪能否获得法官的支持。“读证据、传书证”的传统示证模式因其单调、嗦的缺点不再适合于争议较大的重特大贪污贿赂案件的示证,因而通过多媒体示证全面、直观展示证据成为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举证时的必然选择。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加强出庭公诉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的那样,“公诉人在庭审中要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现代通讯技术以及相关科技手段进行示证,增强出庭举证效果”。庭审前,公诉人应当确定示证思路,将电子卷宗中的各类证据进行编辑、整理,制作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证据链,按证据组合后的顺序排列好并储存在计算机中待用。庭审中,公诉人助手根据出庭预案利用多媒体示证系统一一展示,真实、直观展现证据原貌,公诉人仅需对重点内容的证据用红线加以特别提示和配以简练的语言说明,不仅使公诉人从繁杂的翻阅、抽调证据的劳动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诉讼活动的思路和控辩活动中,也使被告人能够直观地面对证据,有针对性地提出质证,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促进了法庭裁决的公平、公正,还使旁听者变以听为主为听、看结合,避免了只能听到而不能见到证据所带来的一些误会和误解,变对证据的感性认识为理性认识,起到了良好的法治宣传效果。此外,不甘心受到法律制裁的少数被告人会把庭审当作最后表演的舞台,竭力推翻其在侦查、起诉环节上所作的有罪供述,进行罪轻或无罪的辩解,公诉人可以采取迂回战术,先在交叉讯问中避实击虚,努力造成被告人供述的逻辑矛盾,以击破其幻想,然后在举证中利用多媒体示证将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全程录音录像视频、入所体检表、自书供述及证人证言、物证等反驳被告人翻供,并在辩论中将关键性证据再次呈现,增强说服效果。

  三、量刑建议由模糊概括向精确规范求刑转变: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公开的文书及数据分析文章的研判,建立职务犯罪特别是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数据模型,使得“精确量刑”成为可能

  精准公诉不仅要做到准确指控犯罪,还要针对犯罪事实进行精确量刑,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并没有确定职务犯罪的量刑计算方法,因此公诉人在量刑时一般只是依照犯罪数额和情节在法定刑幅度内提出量刑建议,达不到精确求刑的目的,也不符合量刑规范化的要求。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文进行了修改,取消了以前的数额标准,虽然高检院李如林副检察长强调,“要配合立法修改,研究如何完善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贿赂犯罪对象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改革任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7],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各地司法机关均不敢轻易下判,公诉人在指控犯罪时也不再提具体的量刑建议,而是笼统表述为“请按刑法修正案(九)和本案的具体事实、情节来确定被告人的刑期”。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司法本身就是一个释法的过程,虽然相关司法解释没有出台,但公诉人完全可以依照现有各地的生效判决进行数据分析,来确定贪污贿赂犯罪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8],并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节来建议被告人的刑期,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法官的自由裁量。此外,涉地类的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件的量刑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渎职犯罪司法解释(一)没有实施前,此类案件都是参照非法批准占用农用地的标准来判定渎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司法解释实施后,要求对损失进行鉴定,但大部分涉地案件中的土地都是集体土地,无法对其价值进行评估,造成只能以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来适用,达不到打击犯罪的效果。江西省人民检察院20151211日发布的第二批指导性案例中的《杨巍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给人启迪,可以对被破坏土地需要恢复原状所花费的代价来确定损失[9],从而确认相应的渎职犯罪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来准确地界定可能适用的刑期。

  四、庭审应对由公诉人“单兵作战”向检察院团队支援转变:远程庭审指挥系统[10] 的使用为公诉人应对庭审突发情况提供了后方支援和后勤保障

  每一次庭审都是一场战役,都是对公诉人的考验。无论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出庭预案做得多么的完美,总会遇到“变数”,如被告人当庭翻供或者辩护人证据突袭。遇到庭审突发情况时,一般只能靠出庭公诉人的智慧来解决,但面对“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辩护人、被告人,疲惫的公诉人往往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只能申请审判长暂时休庭或延期审理,不仅延误了庭审,而且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有了远程庭审指挥系统,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审时,后方的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就可以实时了解庭审进程,并根据庭审情况的变化,对前方出庭支持起诉的检察官进行指挥应变。同时,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的示证系统和法庭的多媒体示证系统连接,还可以引导出庭公诉人补充示证。远程庭审指挥系统并没有剥夺出庭公诉人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权利,因为检察权是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而不是由出庭的公诉人单独行使;况且使用远程庭审指挥系统的公诉案件只可能是社会影响广泛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后方的支援团队也不可能都是行政领导,而多是参与了案件办理的其他检察人员,对出庭公诉人也只是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不是干涉公诉人办案。而且远程庭审指挥系统的又一功能还能进一步强化公诉人对庭审的监督,确保庭审的公正性。


 

  

[1]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1216日),《人民日报》20151217日,第2版。

  

[2] 参见《学习中国》:《国家大数据战略——习近平与“十三五” 十四大战略》,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2/c_128422782.htm201639日访问

  

[3] 精准公诉是笔者提出的公诉理念,参见拙文《依托庭前会议打造“精准公诉”》,《检察日报》2015821日第3版;与精细化公诉有相通之处,参见关开诚等:《精细化:无锡公诉核心驱动力》,《江苏法制报》2015921日第1版及李乐平:《公诉工作应在精细化上下功夫》《检察日报》20151030日第3版。

  

[4] 参见《人民检察院制作电子卷宗工作规定(试行)》第六条,“下列案件应当制作电子卷宗: …… ()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不起诉的案件;……”及第十二条,“办案人员在办理案件时,可以采用复制、摘录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电子卷宗”。

  

[5] 参见贾阳、卢金增:《山东:“互联网+”打造电子检务升级版》,《检察日报》2015526日第1版。“院里建成的远程提讯系统,可实现省市县三级跨地域讯问、笔录制作、远程打印和同步录音录像等功能。只要鼠标一点,即使犯罪嫌疑人远在千里之外,也能按刑事诉讼程序进行讯问。”

  

[6] 多媒体示证是指通过公诉人在法庭审理的示证阶段,把对方所需证据(文字、声音、视频资料)通过外部设备输入电脑,经过编辑、组织,按照示证顺序制成控方示证系统,在庭审示证过程中通过投影把证据逐项展示给审判长和旁听群众的一种新型示证模式,参见刘敏:《多媒体示证在公诉工作中的作用》,http://zgao.gansudaily.com.cn/system/2011/12/16/012317217.shtml2016222日访问

  

[7] 李如林:《新形势下检察机关理论建设的方向和任务》,《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11期,第5页。

  

[8] 参见李明军:《贪污贿赂犯罪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判决标准》,《刑事实务》微信公众号20151213日。从各地公布的判决可以看出,10万元以下认为是数额较大的判决标准,现行判决25万元以上认为是数额巨大标准,除个别判决外,500万元以上才被认为是数额特别巨大。

  

[9] 该案虽然是作为检察机关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法来维护环境公益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其中“判令其赔偿因非法采矿给国家造成的损失49.5万元,支付恢复植被原状所需的费用8.733万元”启示我们查处涉地类的渎职案件时,不要拘泥于土地价值的鉴定,大部分集体土地的毁坏、变更性质都可以要求恢复原状,可以精确评估恢复原状所需要的费用来界定渎职所造成的损失。

  

[10] 远程庭审指挥系统是一种集语音、图像、文字、数据通信为一体,实现音频、视频、数据及网络信号双向传输的现代信息技术系统,可实现在不同观测点实时观看、指挥庭审活动,实时与公诉人交流信息。参见田文松:《唐山丰南:公诉远程指挥系统给力庭审监督》,《检察日报》2011416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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